蚂蚁洞和狗（1 / 2）

几十年前，黄宗伟在东翰林村念书，彼时的他只有十二岁，在村里唯一一个初中读书。

这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唯一”代表东翰林村当时的穷苦，并不代表黄宗伟的突出，只是因为村里有这么一所学校，他就去上了。那所初中矗立在那里，像七扭八歪的古董。标牌是木头做的，本来架在铁门上，后来掉下来一两次，差点砸中村里的小孩，学校的人就把它放下来，靠在铁门旁边的土墙上。

不出意外，牌子被偷了，于是这所初中连实际的命名也没有，人们用村子的名字为它命名，它就仅仅变成了“东翰林村初中”。小孩们想不起学校最开始的名字，或者他们从未注意过，我认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简直笨得出奇，记忆力也很差，有的人在上初中前没有上过小学，简单的加减法还要掰着指头算。但你问他们村里一些家长里短之类无聊的琐事，他却能把亲属远近给你刨个明明白白。

他们的大脑就像臭水沟，散发着恼人的腥臭，激动起来咕噜噜冒泡。他们上初中的理由和黄宗伟一样简单，这里有一所学校，所以他们来上了。

我是村里很多孩子敬重的人。我很聪明，成绩优异，巧言善辩，除了在学校里受老师喜欢，村里的大人们也很欢迎我。与其他脏兮兮的小孩相比，我总是穿着干净，并且由于发育过快，我的身高出类拔萃，较同龄人还要再高上两三厘米。

黄宗伟很大程度上与我相背，那个时候的他很瘦小，而且沉默。他习惯穿一件洗到软塌发皱的白衬和一条经过很长时间、教人摸不清颜色的裤子。他一天里的大多数时间都不说话，在学校里也是，走在路上也是，要么看书，要么低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当时所有人都很穷。一九七七年，一贫如洗的东翰林村，到处是错综交杂的野草。下了雨，雨水从村口淌到山沟里，一片湿滑的烂泥弥漫在整个村落，像巨大的沼泽。房子大多是由茅草和土墙组成，除少部分糊了砖头，盖几座还算结实的小屋。

我在十三岁认识黄宗伟，他十二岁，比我小两个月，我在一九六五年的年头出生，正是一月三，农历的大年初一。他在三月五号出生，平平的日子，前有龙头节，后有惊蛰，他夹在中间，和很多在这个日子里出生的人一样，普通无奇。

后来他为了彰显自己的特殊，告诉我三月五日是那一年最冷的一天。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正跪在一块石碑上，用树枝捣泥地里的蚂蚁洞，那是一块很小的洞，泥巴很黑，但蚂蚁洞更黑，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那一天没有太阳，天空全是惨白的云，所以非常亮，这就显得这块洞更黑。

我回答他：一月三日其实更冷。他说：但是没有三月五日冷。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一九六五年哪一天最冷，我猜他也不知道，我们俩信口雌黄，但都觉得自己说得是真话，久而久之自己也信了，并为此争论不休。现实来讲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一月三日也好，三月五日也罢，甚至那一年的任何一天对我们来讲都没有什么区别，我们那一年刚出生，还没有任何意识。

那仅仅是一个我们如果在当时被掐住脖子，就会悄无声息死掉的年份。

黄宗伟又戳了两下，树枝头上是一坨黑泥，他扔掉树枝，站起来。他刚上初中，很瘦，肩膀却是圆的。尤其和村里的其他人不一样的是，他也经历了风吹日晒，但是他很白。我认为这是他区别于旁人最明显的一点，但我不准备告诉他，我不喜欢他沾沾自喜的模样。

他默默地看着那个蚂蚁洞。我也不喜欢他故作深沉的样子，他和我认识的同龄人好不一样，想到什么都不说，但不是自闭，而是吝啬，对自己思维和知识的吝啬。我感觉到他在思考，却把一切笼罩在无言之下，不愿意向旁人透露。

我认为他和我很像，我们心底里都觉得没有人能理解自己。于是他选择什么都不告诉别人。我跟他相反，我爱与别人交谈，哪怕很多时候只是说些无聊的琐事。我很享受用言语操控别人的心智，加上我年龄小，这种事情就更加成效显着。

只有在黄宗伟面前，这是多余又无必要的小动作，像我一眼能看穿他一样，他同样能立马看穿我。他有一双潮湿的、和东翰林村雨天一样的眼睛，这双眼睛一旦注视我，我的心思无处遁形，说得再多做得再好都显得可笑。

曾经有一次，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他问我知不知道什么叫二氧化硅。我们当时刚学化学，这是一门我从前完全没接触过的科目，我认那些乱七八糟的生僻字都费劲，更不要说和化学符号相对应。但他学得很快、很沉迷，短短几天，元素周期表就背得滚瓜烂熟。

黄宗伟在学校里的成绩不如我。学校里很多人买不起课本，也根本没有学习的心思，黄宗伟就是其中之一。我爹当时有自己的皮鞋厂，属于这个村最有钱的一拨人，厂子在城里，他不能总回村。我就跟我娘待在一起，还有我的奶奶和我外婆。

我奶奶和我外婆都是土生土长的东翰林村人。我奶奶对我娘很坏，对我也很一般，幸好她后来死得很早。只有我外婆对我和我娘好，可惜她也死得很早。

我爹跟我讲，虽然东翰林村只有这一所破初中，但我最好好好学习，因为他之后要把我接到城里去念高中，如果我成绩不好，会让他很丢脸，到时候他就打断我的腿，让我上街跪着去要饭。

其实我当时在想，腿都打断了，还怎么跪着要饭。我想这件事的时候年龄还很小，小孩子通常有什么说什么，我就直接问他，我爹扇了我一耳光，有点疼，他性情暴躁，但不是因为我的问题，而是因为他近期又亏了钱。

他偶尔回村看我，他来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很害怕，包括那个很坏的奶奶，还有我的外婆。他在房子里我们就不出声，走路也是蹑手蹑脚，他的屋子里到很晚都点煤油灯，凑近能听到他翻账本的声音。我之前养了一只黄色的小土狗，这只狗我很喜欢，它会转着圈咬自己的尾巴，也会轻轻用牙齿扯黄宗伟的裤脚。

它看我们经常待在一起玩，所以它觉得黄宗伟也是它的主人，它蹭他的小腿，爪子放在他的鞋面上开了花。黄宗伟很冷漠，他的视线围着小狗打转，他的手低垂着，不愿意摸它。有小狗的那段时间，他对我的态度变得很不好，放学不再等我，自己一溜烟就跑回家。

即便如此，我知道他喜欢它，他从来没有自己的小狗，也没有什么朋友。他需要我的小狗，可他不愿意表现出来，因为他很嫉妒我。这些想法令我那段时间非常得意，我明白他的感受，我和他有相同的体验。在东翰林村漫长的童年里，我的生活像野草一样杂乱地疯长，我的眼睛总是不由自主地盯着他，我的视线追随他如同白色幽灵一样瘦弱的背影，那些都是我嫉妒他的证据。

这只小狗陪了我一个多月，直到我爹回来，那间屋子半夜又点起了煤油灯。阴恻恻的夜晚万籁俱寂，我睡在我娘的怀里，听到门外一声辽远的狗叫。我坐起来，我娘拉住我的手臂，我对她说：狗在叫。她说：你快睡吧。她可能没听懂我的话，我又说了一遍狗在叫，她不耐烦了，拽着我，小声说：你快睡吧！

我便躺下来，狗叫到半夜，不再叫了，我也慢慢地睡着了。的树叶，乱线一样扫射各处，像要刺瞎人的眼睛。

他跟我过来，只带了自己的书包和几件简单的换洗衣物，包里放了薄薄的笔记本和化学手册。手册已经被他揉得很旧了，由于经常翻阅，书页的侧面颜色暗沉。

这本手册的线散开了，它的封面变得摇摇欲坠，似乎轻轻一扯，就会悄无声息地散架。黄宗伟对此很不好意思，他在家里捡了我爹看过的报纸，搭着塑料尺，悉心为这本书包了封皮。

不看化学的时候，他就在房子里闲逛，或是与我到县城的街道瞎转悠。我带他去过一两次我爹的皮鞋厂，想向他展示工厂的运作场景。我认为这是这次暑假之旅中，除了去市区外的一大重头戏，但黄宗伟对此表现得兴趣缺缺。我让他看那些给鞋子钉鞋钉的女工，又让他看巨大的嗡鸣的机器，它们几乎占了厂子里的一半空地，使运作间变得非常狭小。

黄宗伟心不在焉地听这些话，老是神游，被我问烦了，他才勉强回应两句，后来他干脆挑明：机器发动的声音总是令他心烦意乱，并且工厂很小、很热，进去后有一种窒息感。他有时变本加厉，说不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去厂子里逛，那个地方甚至都没有县城上拥挤的马路有意思。

总而言之，他见缝插针地泼我冷水，好使我明白我所看重的皮鞋厂其实不值一提，至少在他眼里是这样的。他真是让人讨厌，但只限我带他去皮鞋厂的时候。其余大部分时间，也许是因为受到县城温暖阳光的普照，他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善良、宽容与大方，看上去对事事充满兴趣与热爱。

他跟我上街，把自己吃到一半的火腿肠喂给流浪猫和流浪狗，他还会抱它们，让它们在他怀里、膝盖上尽情撒娇。他之前从来没有对我的小狗这样过。

我们去过书店，不大的店面放置两排书架，墙壁上都是塑封的书本。我们来时经常看到放学的学生，他们站在架子前面，手里拿了一本书，掌心来回抚摸书的表皮，嘴里絮絮叨叨讲学校的趣事。

黄宗伟很喜欢看，但不是对书的内容好奇，而是看书本的排列。他有段时间沉迷纠错，经常背着手，像书店老板一样在架子前走来走去。每一本书的塑封皮外都贴了印有编号的贴纸，他花了一个下午去弄懂数字前那些字母的含义，又乐此不疲地将放错地方的图书归位。好在县城里没有图书馆，不然还要浪费他更多时间。

县城的日子像水一样冲刷记忆，东翰林村的事情变得离我们特别遥远。强势的阿勇、温和冷漠的老师、面目可憎的同学、言谈粗鲁脸色沧桑的大人、下雨天发霉的教室、剥落油漆的大门、丢失的学校招牌。我们离他们很远，我们逃到了他们找不到的地方，一个世外桃源。

我和黄宗伟惬意地蜷缩着。晚上我们睡在一起，他穿着单薄的白背心。我们聊白天发生的事情，只字不提东翰林村，然后我们的声音像灯芯一样熄灭。

在夜晚，偶尔听不见虫鸣。黄宗伟侧躺在我的身旁，他不说话，睁着眼睛，不知道在想什么，长长的睫毛摩擦过枕头，发出轻微的响声。只要空气中有一点动静，这个响声就会被淹没。我努力集中注意力：为了听到那一阵细密的沙沙声，我减弱了自己的呼吸。

我们什么时候到城里去？他问我。

很快。我回答。

很快。过两天。他从法地乱揉他的屁股。他剧烈地扭动身体，我低吼一声：安静点！他停下了，我的声音在压低后变得很粗，染上浓重的情欲，就像蛰伏在黑暗里躁动不安的野兽。

我说完安静，他就像死了一样，再没有起半分挣扎的心思。他安静地等我随便舔了两下就把手指塞进去，又安静地等我把硬挺的阴茎按在他柔软的臀肉上。只有我真正进去的那一刻，他才像如梦初醒，难堪地低声啜泣。他的指甲开始用力，在我的手臂上留下一道道很浅的印记。我让他像一条在波涛中翻滚的破船，他无所依靠，只能抱着我，大腿适应我摆腰的节奏，偶尔小幅度的痉挛。

在这处狭窄、潮湿又泥泞的甬道中，我的大脑体会到一阵疯狂的窒息感，如同缺氧的鱼。

很长一段时间，除了细微的床板摇晃声、皮肉相撞的水声，以及舍友的鼾声外再也听不到什么。我们都怕被别人发现，身上裹着被子，想把这点声音也裹进去。干他干到最后，黄宗伟没有回应，也没有任何情绪，他可能高潮了，也可能没有。我没问他，他也懒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