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2 / 2）
&esp;&esp;“19年4月日晚上，你在雷蒙德公墓附近把赎金交给约翰·f·康顿博士之前，据我所知，你听到了一个声音说‘嗨，博士’。从那以后，你又听到过那个声音吗？”
&esp;&esp;“是的。”
&esp;&esp;“上校，请问那天晚上你在雷蒙德公墓附近听见的那一声‘嗨，博士’是谁的声音？”
&esp;&esp;“那是赫普曼的声音。”林勃上校一字一顿地回答。
&esp;&esp;“你第二次听见这个声音是在什么地方？”
&esp;&esp;“在纽约布郎克斯，地区检察官佛利的办公室。”
&esp;&esp;法庭内一片哗然。等众人安静之后，雷立起身作交叉取证。面对这位大名鼎鼎的英雄，他能说什么呢？雷立甚至不敢指出查尔斯·林勃证词中的破绽，问他怎么可能记得两年零九个月前听到的声音，何况当时他坐在车里连后半句话都没听见。和所有的美国人一样，爱德华·雷立是查尔斯·林勃上校的崇拜者。据说在他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一直放着一张英姿勃勃的林勃肖像，即使在经手这件案子期间也不例外。不过以下这段关于林勃上校在绑架案发生当天的行踪的对答却颇有点意思。
&esp;&esp;“请问你能否告诉法庭，你在星期二那天都去了什么地方？”
&esp;&esp;“星期二的白天我在纽约市里。”
&esp;&esp;“哪儿？”
&esp;&esp;“具体的我记不太清了。我想我去过泛美航空公司办公室，也许是大陆航空公司。有一段时间我在洛克菲勒中心。然后，据我所能想起来的，我去了一趟牙医那里。”爱德华·雷立最初的想法只是试一试林勃的记忆力，但这段对话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议论：林勃上校怎么可能不记得儿子被绑架那天所发生的事？
&esp;&esp;在第二天的《纽约时报》头版，林勃作证的消息被排在罗斯福总统向全国的年度讲话之前。
&esp;&esp;当小林迪的保姆蓓蒂出庭的时候，爱德华·雷立以为他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对蓓蒂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加以剖析攻击，好像她才是本案的真凶。这是雷立办案的特点和特长，在他多年的律师生涯中屡试不爽，并使他获得了“进攻型防守”的声誉（英文中的“辩护”——defend——也有“防守”之意）。但是现在，这一招却不再灵验。雷立因为“故意刁难”证人而引起陪审团成员的不满。
&esp;&esp;这就是那场“世纪审判”中的情景。在观众的眼里，公诉方和被告方就像舞台上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前者的发言经常博得众人的喝彩，而后者却灰溜溜的，不管说什么都引起大家的反感。
&esp;&esp;除米拉德·怀特以外，公诉方还传唤了另一位证人作相似的陈述。86岁的阿曼杜·霍奇玛住在菲塞贝德巷的拐角附近，在那里，从查理窗下延伸的脚印被两行车辙所代替。这位证人说，19年月1日上午，他看见一辆装有折叠梯子的墨绿色轿车在菲塞贝德巷他家的门口拐了个弯儿，然后顺着小路朝林勃庄园驶去。赫普曼的车辆登记资料表明，他的那辆深蓝色道奇轿车曾经是墨绿色的。霍奇玛还说开车的人朝他看了一眼，并指认被告席上的赫普曼就是那位司机。
&esp;&esp;正在此时，法庭内的灯光突然熄灭。黑暗中爱德华·雷立大声地说：“这是谎言冒犯了天威！”但是在交叉取证时，被告方并没有如人们期待的那样，质疑这位八旬老翁的视力。事实上，早在19年6月，阿曼杜·霍奇玛因患有严重的白内障而被诊断为法律意义上的失明，即他视力减退的程度使他可以享受联邦政府为失明者提供的福利。但不知何故，这张诊断证明直到本案审判结束之后才被人发现。
&esp;&esp;赫普曼家的一位邻居作证说，那年月，赫普曼夫妇去了什么地方回来时，赫普曼的一条腿被摔伤了，走路一瘸一拐的。一直坐在旁听席上默不作声的安娜·赫普曼此时失声叫道：“你撒谎，阿契巴赫太太。”法官托马斯·特理查正告安娜，不可在肃穆的法庭上作如此举动。安娜为自己的行为道了歉，然后哽咽着说：“但有的时候我实在是觉得无法忍受。”
&esp;&esp;撒谎的人还不止这些。原先相信赫普曼不曾写过赎金索取信的笔迹鉴定专家阿尔伯特·奥斯波在法庭上作证说赫普曼是这些信的作者。他的翻供成了报纸关于本案的又一则头条新闻。除他之外，还有三位笔迹和文件鉴定专家为公诉方出庭。
&esp;&esp;当时社会上有流言说，在树林里发现的婴儿尸体实际上并不是小林迪。那位验尸的殡仪馆主任基本上不具备法医学方面的经验，他甚至连死者的年龄和身高都未加说明，其检查结果自然不能作为正式的验尸报告呈交法庭。关于这一点，被告首席律师爱德华·雷立又做了一件令众人惊异不已的事。公诉方传唤了数位证人出庭，无非是想证明那具尸体确实是小林迪，而雷立居然没有就他们证词中的若干漏洞向这些证人提问。当他宣布说被告方对此毫无疑问时，赫普曼的另一位辩护律师罗伊德·斐歇尔起身道：“你这是存心要把赫普曼送上电椅！”然后愤然离去。
&esp;&esp;由于约翰·康顿博士在警署辨认赫普曼时并不是十分地肯定，公诉方也无法预料他将在法庭上提供什么样的证词。那天到庭旁听的人特别多。康顿博士在证人席上宣誓之后，先向陪审团讲述了他多年的教书生涯，然后由戴维·韦伦兹以提问的方式引导他回顾了19年4月日在雷蒙德公墓的冒险经历。韦伦兹接下来问，谁是“墓地约翰”？康顿答曰，“墓地约翰”与布鲁诺·赫普曼是同一个人。话音刚落，记者们蜂拥而出，不到十分钟，康顿的证词通过电话和电报传遍全国。
&esp;&esp;许多当年记得或不记得持币者模样的银行职员和商店收银员纷纷为公诉方走上证人席。洛意斯·谢里丹影院票房的西西·芭再次指认被告席上的赫普曼曾用5美元的赎金金圆券从她那里买了一张电影票。她的证词对被告方的打击非常沉重，因为19年11月6日埃塞多·费奇尚未去德国，而赫普曼告诉警方，从他家里抄出的那些赎金钞票是费奇在那年1月临行之前才给他的。
&esp;&esp;公诉方还传唤了一位令人意想不到的证人。康顿博士的熟人、时装模特儿西黛嘉·亚历山德告诉法庭说，19年月的一天，她在布郎克斯火车站看见赫普曼跟踪约翰·康顿博士。
&esp;&esp;梦佳丝蒂公寓一位总管出庭作证，说19年的月1日和4月日，赫普曼没有到该公寓上班。
&esp;&esp;几位来自德国的埃塞多·费奇的亲属告诉陪审团，费奇是在贫困中谢世，他身后没有留下一分钱。事实上，他还欠了赫普曼7000多美元。
&esp;&esp;一名财政部官员证实，在赫普曼家查抄到的金圆券是赎金的一部分，而且自赫普曼被捕以后，赎金纸币再也没有在市面上出现过。（未完待续）